（文/杨时旸）

通常而言，我们习惯于认为历史这个概念是静态的、尘封的、与现实和当下隔绝的，只供我们回望、分析、研究和慨叹，无论其中的人与事都不过是一份“史料”，实际上，对于波澜翻覆、动荡诡谲的20世纪而言，这一段当代史从未真的成为“料”，因为它根本未曾终结，而是一直以一种暗流涌动的方式影响、侵入、搅扰当下。那些熊熊火光熄灭了，但暗火仍在地下翕动，暴力、极权以及一切被释放出的邪恶都暂时沉寂、改头换面但仍然在蓄力，等待着某个时机借尸还魂，重新赋型。很多作品反映过这一切，无论是已经成为经典的《浪潮》，还是不久前那部以喜剧为名实则发出郑重拷问的《希特勒回来了》都在向人们一次次发出警告。在这些虚构作品之外，纪录片也在凝视着极权之恶的绵长触须。

纪录片《世纪疑案：恐怖伊凡》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聚焦于当年纳粹集中营的一个残忍的看守老年后重新被人发现的戏剧性转变。它的英文原名叫做The Devil Next Door，隔壁的恶魔。没错，这故事最令人脊背发凉的部分是在向我们宣告，恶魔不是抽象的、遥远的、看起来就令人恐惧的，他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家门口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慈眉善目的老人。纵观下来，就会发现，最恐怖的部分甚至都不是他曾经犯下的累累罪行，而是一个人能够如此“变幻”——从一个人变幻成一个恶魔，再从恶魔变回人，隐藏于芸芸众生，变得像你我一样。

约翰·德米扬鲁克是一位标准的追寻美国梦的移民，战后从乌克兰来到美国，在福特汽车公司有一份普通的工作，兢兢业业地制作汽车零件，回家扮演丈夫和父亲，侍弄花草，融入社区，参加礼拜。他肥胖，秃顶，整日笑呵呵，像每一个这个年纪的普通男人，战战兢兢消化战争中的悲痛，竭尽全力让儿女拥有崭新的生活。但就在这时，一份报告显示这个男人疑似是曾经臭名昭著的纳粹刽子手，被人冠以绰号“恐怖伊凡”的战犯。

没有什么比这更戏剧性的场面了，波澜不惊的郊外小镇，成为了全世界媒体的焦点。在历史上，由于纳粹未曾在美国实施犯罪，所以，这个男人需要被引渡到以色列。美国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配合完成了引渡。这部纪录片完整地重述了这个世纪大案的审判过程，从当下开始，采访他的孙辈，重访居住地，拼接历史画面，采访包括法官、律师在内的几乎一切核心当事人。这短短五集的聚焦之下，这样一个案子，意外地与20世纪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了奇妙的关系，美苏冷战所带来的谍战让对于这个男人的身份识别难上加难，柏林墙的倒掉所带来的新档案的解禁又把即将板上钉钉的审判意外翻转……这个男人从青年到暮年，一生完全被镶嵌进历史的缝隙之中，直至91岁逝世。

《世纪疑案：恐怖伊凡》所聚焦的其实非常简单——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当年守卫着集中营的看守。他是否是那个用枪刺将犹太人逼入毒气室，甚至还动辄砍下囚犯耳朵鼻子取乐的魔鬼。没有指纹、DNA可供对照，有的只是一张当年的身份卡和一张年轻男人的照片。有人觉得无风不起浪，全世界这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找到他，有人觉得任何案件都不能动摇无罪推定的根基，如果无法确凿地证明他的身份，那么他就是无辜的，无论有多少疑点。

围绕着这场审判，亲人、邻里和纯粹的吃瓜群众搅起更大的舆论旋涡，法官、律师、证人纷纷登场，有人严阵以待，有人另有所图。所有这类世纪大案，都是人心和人性的陈列室，曾经的辛普森案，也是如此，在那部《美国罪案故事》中，警方，媒体，律师都想聚焦于案情却又慢慢离题万里，更何况“恐怖伊凡”，它实在太过于复杂，包含着惨痛的历史记忆，无法和解的隔阂与伤痕，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尖锐冲突。历史闯入了现实。曾经的受害者还有人幸存，他们的苦难就是历史的证据与化石，但这能成为对某一个具体个人的指证吗？某一个幸存者言之凿凿地认定面前站着的就是当年的“恐怖伊凡”，这应该被直接采信吗？如果采信，那是证明这样的案子在司法系统中注定被区别对待，如果不信，那么哪位法官、那个法律系统能够承受住舆论的灼烧？更遑论，这是在以色列审判一个针对犹太人的刽子手。

一切愈发成为了一场秀。表演反叛的以色列律师，遵守规章却看起来无计可施的美国律师，群情激奋的以色列群众，沉默如迷的各国政府……所有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表演系统的一部分。那些从集中营生还的幸存者怒火中烧地指认，可转过身就被发现，这些人曾经的证词与法庭上所说的截然相反。那些眼泪和斥责一瞬间都变得可疑又尴尬。但大多数人只能默默自我消化这份疑惑和尴尬，没人敢于说出什么。审判是最不应受舆论裹挟的，但这个案子几乎就是舆论本身。

这案子耗时许久，时代车轮滚滚向前，人抓了又放，放了再抓，新证据推翻旧证据，而又有新证据重新印证了旧证据，直至男人年过九旬，在嚎啕之中再度被警方拖走，引渡德国。他最终也没有被认定为“恐怖伊凡”，却基本上认为他是另一个集中营的看守，而在上诉的当口，他死于衰老。从法理上讲，他以清白之身归于尘土， 但从人心上讲，他最终到底是人是鬼？

故事的结尾所提出的拷问比案件本身更令人唏嘘，曾经与纳粹为伍的人并没有在新的曙光之中被完全清算，有些甚至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世界的建设者。恶是否会被时间稀释？是否会被新体制故意漠视？是否会被日常生活缓释吸收？是否会被人情世故悉心掩藏？我们大致已经搞清人何以成为魔鬼，邪恶被什么激发，但我们是否清楚，魔鬼如何蜕变回人形？这是良心发现，还是适者生存？20世纪的残酷历史，还有很多并没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过去式，那些作恶的人仍然在世，所以，当我们看向周遭，谁又能知道这世上有多少恶魔隐身于人形皮囊？

（本文首发 北京青年报）